十六世紀是海洋的世紀,是地理大發現和開闢新航路的世紀,是全面改變世界的世紀,也是大國崛起的世紀。 但在這個世紀,東方大國—— 明代 中國卻從平庸走向衰落,走向對海洋的閉關鎖國。 在世界的西端,要讓大海掀起層層波瀾,在世界的東端,自從 鄭和 下西洋之後,中國沿海從此波瀾不驚。 東西方之間的矛盾衝突,終於在1517年(明正德十二年)由葡萄牙挑起。
十六世紀,在大西洋沿岸崛起了兩個近代西方大國——葡萄牙、西班牙。 由於西班牙王國信奉 哥倫布 的選擇,向西航行,所以主要是在中南美洲擴展殖民地。 葡萄牙王國選擇繞過非洲大陸向東發展,終於在十六世紀前期,越過印度洋到達太平洋,開始和中國發生外交、軍事關係。
葡萄牙的航海事業由來已久,它的倡導者是恩里克王子,被稱為“航海王子”,只比 鄭和下西洋 晚了二三十年。 當時,他率人在非洲的西海岸線進行探險活動,一直向南發展,越過了赤道。 1488年(弘治元年),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發現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。 有了這個轉折點,歐洲殖民者就加速向印度洋擴張。
屯門之戰的起因_ 明朝 與葡萄牙的第一次接觸
初戰:屯門之戰和西草灣之戰
對明朝來說,執行的外交政策就是朝貢制度,允許沒有外交文書的佛郎機國特使進京,已經是莫大的恩寵和寬容。 但對方以德報怨,不但侵占番屬國滿剌加,還在廣東沿海施行暴力,搶劫殺人,抗拒王化。 是可忍孰不可忍,像這樣的外化蠻夷,只能以武力驅逐。
對葡萄牙來說,它萬里踏波來到東方,為的就是打開中國市場,獲得寶貴的貿易機會,要讓它輕易放棄這一新興的前途無量的市場,也是絕對辦不到的。
雙方都認為自己有理,雙方都選擇了堅持,決不妥協。 葡萄牙為了打破朝貢體制和海禁政策,要求實行自由貿易;明朝為了靖海安民,驅逐殖民者侵略,一場軍事上的角逐和對抗不可避免。
早期的殖民主義大國在崛起之時,那些開路先鋒們兼具海盜和商人的雙重身份,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,這種職業上的劃分很難確定。 葡萄牙人暴戾傲慢的行為和他們所進行的搶劫屠殺,很自然地就使東南沿海的中國邊民,把他們和“倭寇”等同為一路貨色,被稱為“番鬼”,而且這些“番鬼” 的容貌比倭寇更加醜陋,他們打人殺人吃人肉。
中國人面對葡萄牙的殖民海盜行為,需要的只是一場保家衛國的勝利。 對中國來說,它不需要了解這些“番鬼”來自何方,也不在意他們現在的身份,還有將來可能起到的歷史作用。 勝利之後的中國,只需將一頂“番鬼”的帽子扔給對方,最好從此不再往來。 就像戰勝過“倭寇”一樣,中國從來不需要了解,也不屑於了解東瀛的蕞爾小國。
正是由於雙方不了解,彼此陌生,這次戰事的爆發就有了很多偶然性。 1521年是 明武宗 去世、明世宗即位之年,按照朝廷的旨意和慣例,國葬期間,要求一切外夷迅速離境。 這對廣東的地方官員來說,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務,如果拒不執行,不但要丟掉烏紗帽,甚至連性命都難保。 因此,廣東的地方官員絲毫不敢怠慢,迅速下達了葡人退出屯門島的命令。
如果此時葡萄牙人能及時離開,中葡之間的軍事衝突可以推遲,當然這只是改變了時間和地點。 但此時,如海盜一般野蠻的西蒙·安德拉德並不懼怕對華一戰,他關注的是懸而未決的貿易糾紛。 最近這段時間,葡萄牙人的生意很不順暢,要賣的東西還沒賣完,要收購的貨物也沒到手。 他們來華的目的就是要發大財,因此絕不能在蝕本的生意麵前 打退堂鼓 。 葡萄牙人這一次又態度傲慢起來,他們拒絕了明朝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希望。
正德十六年(1521),面對葡萄牙殖民者的傲慢和挑釁,明廷下決心用武力驅逐,嚴格執行海禁政策,以後不得入境。 這時廣東的最高軍事長官是張鉉,在前線,具體指揮戰鬥的是汪鉉。 汪鉉,字宣之,正德九年(1514)擔任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,奉令巡視海道,他在按察使的任上,直接指揮了屯門之戰。
明朝中葉的兩廣地區,少數民族聯合 漢族 人民的反抗鬥爭,以及散佈在沿海的所謂“海盜”活動,威脅著明朝統治的穩定。 但由於吏治腐敗,軍備廢弛,明軍怯於力戰,而戕民縱敵的事件卻屢有發生。 汪鉉這樣的清官也不例外。 他還因為隱匿軍情不報的原因,受到了處分。 現在讓他率兵驅逐葡萄牙殖民者,對手只有區區幾艘兵船,或許是重新建功立業的好機會。
汪鉉從出師到凱旋歷時一年多,這個仗是怎樣一個經過,汪鉉究竟是用什麼樣的戰術取得了勝利,卻一直是一個謎。 至少現有的史料只會導致混亂的誤解。
中葡屯門之戰,和後來的中俄 雅克薩之戰 、中英虎門之戰等不一樣,沒有足夠的史料可以說清楚。 因為它對雙方來說,都是歷史上的第一次,時間太早,可信的資料少之又少,而且記載得很混亂。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,這次武裝衝突的規模不大,對葡萄牙來說,也只有幾百人,雙方的親歷者有限。 到了後來,寫這段歷史的人,要么偏信一種說法,要么隨意堆砌史料,沒有進行細緻分析,因此敘述不清,犯了想當然的錯誤。
現在,我們把各種說法都拿出來,比較一下就會發現,真實再現這次軍事衝突,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
現在根據中國與外國的相關記載,汪鉉在屯門之戰中獲得勝利,可以概括為四種說法。
第一種為“鑿沉說”。
支持這種說法的中方史料最多。 明代張燮的《東西洋考》將衝突分為兩個階段:第一階段,官軍力戰不能退敵,第二階段,派人潛水鑿沉敵船,打敗了佛郎機。 “海道副使汪鉉帥兵至,猶據險逆戰,商人鑿舟用策,乃悉擒之,餘皆遁去。”
顧炎武在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中,全文轉錄了明代郭棐纂修的《 萬曆 廣東通志》的說法:“海道副使汪鉉帥兵往逐,其舶人輒鼓眾逆戰,數發銃擊敗我軍。尋有獻計者,請乘其驕,募善水人潛鑿其底 ,遂沉溺,有奮出悉擒斬之,餘皆遁去。”
清代 魯曾煜纂修的《廣東通志》記載:“檄海道副使汪鉉帥兵往逐,其舶人輒鼓眾逆戰,數發銃擊敗官軍。尋有獻計者,請乘其驕,募 善水人潛鑿其舟底,遂沉溺,有奮出者悉擒斬之,餘皆遁去,遺其銃械。”
這種說法指出了在交戰初期,汪鉉遇到了敗仗;在衝突後期,他及時改變了戰術,派人潛水鑿沉敵船,然後力戰退敵。 更重要的是,提到官軍繳獲葡萄牙新式武器——佛郎機銃的方式,就是由敵方遺棄所得。
第二種為“火攻說”。
清代陳伯陶所纂的《東莞縣志》寫道:“屯門澳口與南頭切近,佛郎機夷人謀據南頭,眾思棄廬墓避之。事聞鉉,召募海舟,指 授方略,親臨敵所。藩舶大而難動,欲舉必賴風帆。時南風急甚,鉉命刷賊敝舟,多載枯柴燥荻,灌以脂膏,因風縱火。火及 敵舟,通被焚溺。眾鼓譟而登,遂大勝之,無孑遺。是役也,於正德辛巳出師,嘉靖壬午凱還。”
相對而言,這種說法肯定了衝突發生的時間、地點,但沒有將衝突分為兩個階段。 汪鉉一開始就指揮若定,看出了對手的破綻,巧妙利用當時的自然條件,取勝的關鍵,是在準確判斷敵情后採取火攻,絲毫沒有提到“鑿沉說”。
清代王崇熙所纂的《新安縣志·藝文志》中,用文學的筆法,繪聲繪色地發展了“火攻說”:
夫皇天眷德,隨以璽書,專管海道。 還多倭寇,且通諸番。 瀕海之患莫東莞為最,海之關隘,實在屯門澳口,而南頭則切近之。 ……近於正德改元,忽有不隸貢數號為佛郎機者,與諸狡猾雜屯門葵涌等處海澳,設立營寨,大造火銃為攻戰具,佔據海島,殺人搶船, 勢甚猖獗,虎視海隅,志在吞併,圖行立石管轄。 諸番膾炙生人以充常食,民甚苦之,眾口嗷嗷,俱欲避地以圖存活,棄其墳塋室廬,又極淒婉。 事聞於公,赫然震怒,命將出師,親臨敵所,冒犯矢石,劬勞萬狀。 至於運籌帷幄, 決胜千裡 。 召募海舟,指授方略,皆有成算。 諸番舶大而難動,欲舉必賴風帆。 時南風急甚,公命刷賊敝舟,多載枯柴燥荻,灌以脂膏,因風縱火。 舶及火舟,通被焚溺。 命眾鼓譟而登,遂大勝之,無孑遺。 是役也,於正德辛巳出師,至嘉靖壬午凱還。
實際上,兩者都是取材於《(陳文輔)都憲汪公遺愛祠記》,所述過程基本相同,但文筆有較大的差別,後者更善於發揮和想像。
第三種為“火銃說”。
嚴從簡在《殊域週諮錄》中,肯定了“鑿沉說”的同時,又附加了一種“火銃說”。 該說最大的特點在於佛郎機銃取得的方式,否定了是在戰後繳獲,肯定了是在戰役之前,通過傳奇般的手段獲得,使交戰過程更加撲朔迷離。
它前文堅持“鑿沉說”,指出:“海道憲師汪鉉率兵至,猶據險逆戰,以銃擊敗我軍,或獻計使善泅者鑿沉其舟,乃悉擒之;” 隨即又介紹葡萄牙的快船利器,和中國人是如何得到佛郎機銃與蜈蚣船:
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,前因委抽分,曾到佛郎機船,見有中國人楊三、戴明等,年久住在彼國,備知造船及鑄制火銃之法。 鉉令何儒密遣人到彼,以賣酒米為由,潛與楊三等通話,諭令向化,重加賞賚,彼遂樂從。 約定其夜,何儒密駕小船,接引到岸,研審是實,遂令如式製造,鉉舉兵驅逐,亦用此銃取捷,奪獲伊銃大小三十餘管。
因《殊域週諮錄》在史料中的影響很大,所以針對這個問題,有些人一直認為中國人獲得佛郎機銃,就是由何儒偷出來的。
第四種為“天氣說”。
與中國史料的多種說法相比,國外史學家的認識相對簡單而且一致,即惡劣的天氣幫助了西蒙·安德拉德脫逃。
英國的赫德遜在《歐洲與中國》中說:“最後,他遭到了一支中國艦隊的包圍和攻擊,只是由於一陣暴風雨把船隻驅散,才使他得以逃生並回到馬六甲。 明朝皇帝 命令葡萄牙恢復先前統治馬六甲的王朝,雙方關係完全斷絕。 ”
瑞典的龍思泰也認為是天氣的原因。 他在《早期澳門史》中說:“一隊中國士兵圍攻這座堡壘。如果不是一次對他極為有利的風暴非常及時地刮起,西芒將會死於飢餓。他利用這個時機,帶著 三艘船逃跑了。”
概括以上各種說法就會發現,無論哪一種說法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,但又不全面,有經不起推敲的地方。 可以肯定的是,汪鉉在屯門之戰中,率領明軍擊潰葡萄牙殖民者,是經過多個回合反复鬥爭得來的,絕不會是經過一兩次戰鬥就迅速取得的大捷。
先分析上述幾種說法的不合理因素。
第一種“鑿沉說”是令人很難接受的。
先看葡軍。 因為它兵力有限,所以只能依靠火器的優勢,採取防禦戰術,而防禦的重點就是他們的艦船。 這樣就引起了一系列疑問:
汪鉉派人潛水進行鑿船,潛水的過程要花多長時間?
要鑿多大的洞孔,船隻才能沉掉?
葡萄牙的船經歷過大西洋、印度洋和太平洋,能輕易被鑿個大窟窿麼?
葡軍對漏水的船隻,為什麼沒有採取補救措施?
葡軍為何沒有對潛水者採取軍事行動?難道明朝的這些潛水者,勇敢得就像《 水滸 傳》中的 浪里白條 張順 和 阮氏 三雄?
還有,當時葡軍在陸地上和船上都有軍隊,為何將艦船鑿了幾個窟窿,便造成了潰敗?
從當時葡方的軍事部署來看,他們在陸地建立了柵欄和堡壘,希望能阻擋明軍的進攻,絕不會放棄陸地,龜縮在兵船上。 葡萄牙的船隊到底是被擒了,還是逃跑了?所有這些疑問,都很難靠“鑿沉說”來解釋。
第二種“火攻說”也是難以令人信服。
主要原因有三:
第一,葡方都是多桅快船,而且可以劃行,速度超過明朝的舢板。 按照其說,當時風很大,火攻只能焚毀個別船隻,不可能像《 三國 演義》的 赤壁之戰 那樣,將所有船隻連成一體完全燒毀。
第二,如果葡方船隻被焚毀,如何不逃竄,反而明軍能接舷,鼓譟登上焚燒的戰船?難道明軍不怕火燒,只有葡軍怕火燒?
第三,文中描寫也不盡合理,文章說汪鉉聽到葡方的暴行後,如何震怒,如何率師而出,都是文學化的描寫。 其實,派兵打仗完全是一個政府行為,調動兵力和前方將領沒有直接關係。 這種偏向故事性的描述,恰恰降低了事件過程的可信度。
第三種“火銃說”的漏洞。
按照嚴從簡的說法,白沙巡檢何儒獲得武器的方法過於神秘和離奇,在史料上也是孤證。
何儒這件事,又是喬裝打扮,又是夜渡小舟,在雙方交戰防備嚴密的前線自由穿行,如果拍成現代電影中的臥底題材,倒是可以引人注目。
仿造佛郎機銃是輕鬆簡單的過程麼?這牽扯到冶煉、鑄造、火藥配製等許多歐洲最新的軍事技術,中國的船民看兩眼就能學會?如果真是這樣,明軍在戰鬥中所用的 佛郎機銃,也應該是自己模仿的,難道明朝能在很短的時間裡,就掌握了製造佛郎機銃的各種技術麼?而且還能熟練地應用到戰鬥中?並且一用 就達到了理想效果。 如此神速就能“師夷長技以製夷”,不是顯得很誇張麼?
所以綜合各種材料來看,相對合理的解釋,應該以西方材料中所說的“天氣說”為主。 在較長時間的對峙中,葡萄牙船隊被包圍起來,經不起人員和物資上的損耗,也無法打破明軍的鐵桶陣,所以必須尋找適當的機會突圍,所謂適當的機會就是利用惡劣 的天氣,趁著明軍防禦鬆懈,率領殘部,在明軍的圍追打擊下逃脫。
還有一點可以肯定,就是汪鉉在初戰中吃了虧。 根本原因是他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,而是按照從前消滅普通海匪的方式,用人海戰術,從水陸多個方向進行戰略包圍,企圖一舉全殲駐紮在屯門島和停留在大帆船上 的葡萄牙殖民者。 但葡萄牙人憑藉優勢武器,水陸呈 掎角之勢 相互支援,使明軍在屯門交戰的第一階段無法獲勝,鎩羽而歸。
這個時候的歐洲在數學尤其是幾何學方面,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,應用到實戰之中,能夠推算出火器射擊所留下的死角。 因此他們在配置武器的時候,盡量將射擊死角留到最小。 這種將科技應用到軍事上的能力和眼光,明軍還不具備。 明軍武備落後、戰法劣勢,但也有自己的優勢,就是地利與人和。 明軍在首戰失利後,作戰方式由圍攻改為圍困。 汪鉉判斷在短期內無法取勝,於是在人數佔優的情況下,改速決戰為相持中消耗對手,等待合適的戰機,能打殲滅戰就打殲滅戰,不能打殲滅戰就打驅逐戰。 因此,中葡屯門之戰,雖然參戰的人數不多,戰鬥也不激烈,但持續的時間卻長達一年多。
最後再說一下那位被驅逐到廣東的特使皮雷斯。 按照明廷的旨令,一開始他只是被驅逐出境,並無生命之虞。 但等他到達廣州的時候,中葡屯門之戰已經開始。 廣東當局扣留了他作為戰俘或者說人質,要求他給船隊下命令,立刻離開中國。 但實際上,皮雷斯和安德拉德的船隊之間並沒有隸屬關係,他指揮不動脾氣暴躁的西蒙·安德拉德,即便下了所謂的命令,也是一紙空文,無人理會。 於是,他被投入監獄,待遇逐漸惡劣,甚至還被戴上了刑具,等到安德拉德的船隊戰敗逃走後,皮雷斯更是失去了僅有的人質價值,在受盡磨難之後斃命 獄中。
屯門之戰當然算不上赫赫有名的戰爭或戰役,按照規模來說,只能算是曠日持久的戰鬥和武裝衝突。 但它在中國古代戰史上仍然具有標誌性的意義,它是近代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崛起後,與中國發生的第一次武裝衝突。 這一仗雖然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,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,還是對明朝起到了不小的警示作用。
首先,屯門之戰使明朝開始認識到蜈蚣船和佛郎機銃等西洋軍械的威力,因此在引進推廣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。
汪鉉作為前線的總指揮,非常清楚佛郎機銃的殺傷力,認為這是導致屯門之戰一波三折的最主要原因。 他說:“適有強番佛郎機駕船在海為患。其船用夾板,長十丈闊三丈,兩旁駕櫓四十餘支,周圍置銃三十餘管。船低尖而面平 ,不畏風浪。人立之處,用板捍蔽,不畏矢石。每船二百人撐駕,櫓多而人眾,雖無風可以疾走。各銃舉發落如雨, 所向無敵 ,號曰蜈蚣船。 ”海戰中,葡萄牙將佛郎機銃放在蜈蚣船裡,在“海船舷下,每邊置四五個,於船艙內暗放之,他船相近,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, 水進船漏。 以此橫行海上,他國無敵。 ”
葡萄牙就是憑藉這樣一套作戰武器,很大程度上震懾住了已經落伍的明朝水師。 因此,汪鉉特別強調軍隊一定要引進和仿造佛郎機銃。 他向 嘉靖皇帝 上書,力主邊關的軍事防禦要大量使用西洋火器,並仔細介紹了佛郎機銃的優點,以及如何裝備在邊防。 汪鉉的建議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。
很多史料認為,明朝引入佛郎機銃的不是汪鉉,而是白沙巡檢何儒的功勞。 來源就是《殊域週諮錄》中所說的那條史料,後來這條史料又被用入《 明史 稿》、《明史》等重要文獻之中。 前面已經說過這條史料也有不可信的地方。 既然汪鉉在屯門之戰中打敗了葡萄牙殖民者,又是這一戰得到了佛郎機銃,而且通過戰鬥認識到它的巨大軍事價值,這一切都應該歸功於汪鉉,是戰爭實踐 教育了他。 汪鉉作為一個地方軍事長官,因大力推廣佛郎機銃得到上司的好評,最後他升了官,當上了南京兵部尚書,到了這時他仍向朝廷建議將佛郎機銃佈置在北方邊境 ,用來對付游牧民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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